阳春三月，微风拂柳。记者到杭州采访，向光权执意带记者驾车横跨绵延十多公里的杭州城市高架桥。他说，在杭州的上空高速行驶，才能感受到杭州的快速变化；美丽的杭州，不仅仅因钱塘江和西子湖而闻名于世，还因为在杭州的城市建设中，融入了我们重庆农民工的鲜血和汗水。有朝一日，我要为我们重庆农民工在杭州立一块丰碑。

　  我是个苦出身的老板。美丽的杭州城处处有重庆民工鲜血和汗水的点染

　  1986年，向光权身穿草绿色军装退伍回到了家乡万州区罗田镇新华村。在这个偏远山村的村民眼里，他是一个有知识、见过世面的有为青年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了神州大地，一心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的向光权被村民们选举为新华村的村主任，这年，他刚满23岁。他带领村民种药材、种魔芋、养毛猪，苦苦地探索致富的路子。但由于交通不便，新华村的1000多村民并没有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。由于他处事公正，踏实肯干，新华村的村民仍然选举他为村主任。

　  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向光权深受鼓舞。他决定走出大山，东出夔门，到南方去闯一闯，为村民们寻求外出务工的致富路子。他在广州一家公司当起了保安，虽说自己是小小的保安，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村主任，他千方百计地把村里的年轻人介绍到广州。1994年，向光权在杭州拆房工地当小包工头的弟弟给他来信说，杭州的拆房工地需要大量的民工，可以组织家乡的村民到杭州来务工。向光权立即辞掉了保安工作，来到杭州拆房工地上，给弟弟当起了助手。当弟弟的助手，实际上是干最苦、最累、最危险的活，处处都要给工友们做出表率。从没在拆房工地上干过的向光权处事沉稳，每天上工地，他都要在被拆除的楼房前来回打量，优化工作方案，然后才带着民工进入楼房开始工作。凡是最苦、最危险的活他都抢着干。

　  杭州的冬天，非常寒冷，在拆除一幢12层楼房时，没人敢爬上楼顶已经结冰的水泥柱子去打槽子，他二话不说，腰系绳子从楼顶顺着水泥柱子一点一点地下滑。有时，手被冰冷的钢筋、铁丝、柱子棱角划得鲜血直流，他都咬紧牙关挺着，或是用随身带的手绢一缠，抡起铁锤一锤一锤地打槽子；有时，手上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手绢和铁锤，甚至在水泥柱子上留下道道血痕。别人害怕站在楼梯上使用空压机打孔，因为震动的空压机很容易把操作者从楼梯上震下来，并且长时间站在楼梯上，劳动强度非常大。向光权不怕，他还是那套办法，腰系绳子上楼梯，抬起空压机打孔，累了，就依靠绳子的吊力在楼梯上休息一下，尽管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，但他每天都是大汗湿透衣衫。

　  工友们看在眼里，打心眼里佩服他；拆房公司的老板看在眼里，说：此人不简单，今后定是一块当老板的料。

　 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肩上扛着为村民办好事干实事的责任。

　  1995年，杭州一家拆房公司的老板对他说："老向，你是当村主任的人，做事有头脑，又能吃苦，我非常佩服。我给你点业务，你去拉起一支队伍，当包工头吧！"向光权欣喜若狂，立即赶回罗田老家，挑选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赶到杭州，承包了第一笔拆房业务，第一笔业务，向光权赚了6000多元。

　  向光权的拆房业务不断扩大，拆房队伍不断壮大。随着杭州市城市建设、改造步伐加快，罗田镇一批能干人和向光权一样当起了包工头，罗田镇及周边的龙驹镇、走马镇等地的村民来到杭州拆房工地上务工。杭州大大小小建筑工地上，三分之一的建筑工人来自三峡库区。此时，新华村的村支书向长明也来到杭州拆房工地上打工。两个老搭档凑在一起商议开了："老家这么多人到杭州来谋生，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又是村干部，村民中有许多问题和困难，我们肩上依然有着为村民办事的责任。"两个老搭档认真商议后明确了工作重点，一是做好民工思想工作，提升民工的思想素质和整体形象。二是做好民工的安全培训工作。三是做好民工的维权工作。

　  这三项工作重点，相当具有针对性。杭州市涌入大量民工，出现一些治安、城市管理等问题，杭州市民往往把矛头对准重庆民工；建筑工地上，民工们缺少安全培训，经常发生安全事故；民工发生安全事故后，由于无人为他们撑腰，经常得不到赔偿。向光权和向长明利用工作之余，经常深入有家乡人打工的工地，向他们了解工作、生活情况；自己的施工队伍举办安全培训班时，邀请家乡人来学习；民工中如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向光权以家乡村干部的身份主动调解。家乡的民工们把向光权、向长明当成后盾，有事就找他们，民工们从不称向光权为老板，而是亲切地叫他"村长"。

　  1995年6月的一天，一位民工到西湖边去照相，和照相老板发生矛盾，被照相老板打了，民工听说后，一起涌到照相摊点前，拿走了照相老板的相机。此时，照相老板的亲属也邀约了一帮人，双方正准备大打出手时，向光权赶到现场，他大吼道："把照相机还回去，找派出所依法解决！"警察赶到后，他介绍道："我是这些民工家乡的村主任，由我出面解决问题。"他到派出所后，提出了处罚照相老板和由照相老板赔偿被打民工医药费、误工费的要求。派出所按照《治安处罚条例》对照相老板进行了处罚。民工们非常满意，对向光权也更加服气。

　  1996年10月，一帮民工在工地上打架，向光权赶到现场，剑拔弩张的场面立即静了下来。向光权把双方领头的人叫到前排，严厉地吼道："我们万州民工在杭州市民心中形象差的原因就是守法意识差，并且窝里斗。我们在一起谋生，是缘分，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，只有团结，才能共同发财……"向光权的一阵怒吼，让双方都低下头来。

　  1998年夏天，向光权正在萧山建筑工地上，他接到紧急电话：杭州凯旋路拆房工地上，一块预制构件砸死一名罗田民工，他立即包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杭州，他到现场一看，拆房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围了满满一屋的民工，民工们哭的哭、闹的闹，没有主意。向光权说："先把死者送到殡仪馆，选几名民工代表，加上死者亲属和我组成治丧小组，共同向拆房老板和业主方谈判赔偿事宜。"

　  谈判中，拆房公司老板只愿拿出3万元赔偿金。向光权帮死者亲属请来律师，把拆房公司和业主单位告上法庭，结果，法庭判决，拆房公司和业主单位除了支付死者的丧葬费外，赔偿5.5万元现金。这是向光权在杭州为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打的第一场官司。之后，民工们凡是遇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都要去找向光权。

　  2000年，一名杭州民工被垮塌的建筑材料压死，在场的杭州民工没一个敢前去救人，向光权和向长明立即带领罗田的民工前去施救。

　  后来，这家拆房公司的老板克扣罗田民工的工资，向光权和向长明就去找他讨说法："我们罗田民工冒死救人的事这么快你就忘了，杭州人怎么见利忘义？"一席话把杭州老板说得面红耳赤，他立即补齐了罗田民工的工资。

　  我是大都市里的“游牧族”，成就我今天事业的是我的“贤内助”。

　  向光权在杭州打拼了十多年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，但他一直没在杭州购置房屋，去年才在杭州租了一套房屋，给随他奔波了十多年的妻子和已长大的儿子搭建了一个"窝"。他说，我一家三口当了十多年的都市"游牧族"，逐工地而生，工地到哪里，家就搬到哪里，现在虽说有一些成就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回到故乡去干事业。成就我事业的是我有一个贤内助，这些年来，我实在对不住她！

　  向光权的妻子叫罗育芝，和向光权既是同村人又是同学，看上去，她是一个既精干又善于处事的女人。当初，向光权外出打工，是她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励，那时，儿子刚刚学会走路，家里非常需要向光权，妻子对他说："光权，你是一村之长，我们这里地处深山，脸朝黄土背朝天也刨不出金娃娃，不如出去闯一闯，给村民们带个头，家里再多的事，我都顶着……"她找来那篇震撼全国的长篇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,报道记载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。那天，她抱着儿子，把向光权送出了村口，直到两口子泪眼模糊。

　  向光权在杭州拆房工地上打工时，妻子也来到了工地上。向光权爬高墙，她就在下面撑楼梯；向光权高空作业，她就去给他系绳索；饿了，一大碗稀饭递到向光权手上；晚上，一间大屋里睡了几十个民工，他和妻子就睡在门口。

　  回想走过的艰难岁月，向光权说："那时，苦啊！没有妻子的支持，根本支撑不下去。很多发了财的老板，休了糟糠之妻，我们罗田的老板无一离婚。"相濡以沫的妻子，是向光权事业的好帮手，向光权出去联系业务，妻子就负责管理现场，向光权在工地现场，她就做施工资料和后勤工作，两口子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尽管当了老板，一家人和民工们相处得非常好，多年来，他们保持了和民工同吃同住的作风，只要不在外应酬，一家人就和民工们一起吃大锅饭。几年前，向光权买了一辆别克轿车，民工们说："村长，你给我们买的公交车呀！"向光权笑眯眯地回答："是，是，是，你们的公交车！"新车果然成了民工的公交车，民工上下班，妻子要把民工叫来，坐得拥挤不堪才发车；平时，民工们有什么事，向光权负责接送。

　  向光权告诉记者，我的目标是回到家乡，为家乡父老做点事，再在家乡盖个大房子，感谢妻子对我的支持，让妻子过舒心的日子。

      三峡都市报记者 谢鸿雁